菁英丨李克强与他人生途中的七个引路人

2017-10-25 老号放假新号顶班 永远的新三届

老编的话：新三届学子，人中龙凤荟萃，皆为一时之选；南金东箭聚集，各领几分风骚。30多年过去了，他们中立德者有之，立言者有之，立功者更有之，可谓不拘少长、贤能辈出。本号特辟“菁英”栏目，刊登记录新三届精英的非虚构作品。

本期人物

李克强

在李克强的人生道路上，有过七位引领他成就今天的恩师：李诚、龚祥瑞、马石江、季羡林、王照华、萧灼基、厉以宁……

国学大师李诚的得意弟子　

2008年4月10日下午，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会见了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同为20世纪50年代生人、年纪只相差两岁，两位政坛“年轻人”的见面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场。　

　　李克强祖籍是安徽定远，东吴名将鲁肃、南宋名相董槐、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等均出于此。李克强“自报家门”，笑着说：“我特别荣幸的是今天在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见你！”陆克文则热情地表示，他曾去过安徽，那是中国很美丽的一个省份，希望有机会再到李克强的家乡“去看一看”。

　　李克强出身于干部家庭，青少年时代受父亲李奉三的影响较大。李奉三是安徽省一位地方官，曾任凤阳县县长，其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直至退休。1955年7月，李克强出生在安徽合肥。小时候，他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学进入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学习。合肥八中创办于1956年，以“完善自我、追求卓越”为校训，校风以“尊师、育才、砺志、求真”而着称，是一个有个性、有特色的中华名校。

1976年，李克强(中)与李诚儿子李皋兰(右)在合肥逍遥津公园合影

　　然而，由于李克强成长在政治动乱的年代，步入中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一时间，学校成了马蜂窝，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不久，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也被取消。

　　从小好学的李克强虽然成绩优异，但只好辍学在家。当年，父亲李奉三常带着李克强与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谈文论道，李奉三与李诚谈诗论文，幷相互唱和，两人常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竟不知疲倦。在旁边的李克强常常为他们吟诗时抑扬顿挫、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诗的境界之中的情景所感动。

　　少年的李克强聪明好学，天赋过人，使得李诚将其视为门生，谆谆教诲，向他讲授中国的国学、治学的方法以及古今逸事，有时还认真地给他说文解字。

　　此后，李克强常来李诚家听他说文解字。李诚则不顾体衰视弱，常给李克强开读书目录，就文风、为学及至持身应世都给以谆谆教导。他要李克强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幷给李克强整段整段地背诵《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古文选。

　　李克强每有看不懂或听不明白的地方，他就用平和的语调给他讲解。有时还专门给李克强讲授唐诗，一天讲一首，而每讲一首他可以用一小时的时间来旁征博引，几乎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使李克强渴望知识的心得到一种意外的收获和满足。

　　拜李诚为师的5年时光，李克强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学业不但没有荒废，相反学识与日俱增。

到农村去，插队“帝王之乡”

　　1974 年3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李克强与其他同学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乘坐大客车向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进发。到农村插队，是李克强第一次离家，刚刚踏出院门，就看见李诚站在巷口，一副依依不舍之情。告别时，李诚叮嘱他不忘学习，向农村学习、向社会学习、向书本学习。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有“帝王之乡”之名。从城市来到这块偏僻贫穷的地方，李克强可谓历尽艰辛。由于水土不服，他曾经一度全身皮肤溃烂。然而，他照样坚持田间劳动，一年到头大都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劳动。渐渐地，农村生活习惯了，农活也大多会做了。

那年头劳动强度大，加之缺少油水和蔬菜，他的饭量显得特别大。革命加拼命精神，着实锻炼了李克强的筋骨，磨砺了他的意志。插队期间，李克强每天从田间披着晚霞归来，心底铭记李诚教诲，自学起从合肥带来的书籍，夜幕降临之后还往住挑灯夜读。同时，他还尝试着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水稻良种，深得农民的拥护和公社党委的赏识。

1968年，李克强(前排右)与好友李皋兰(后排左)送朋友下乡时的合影

　　1976年5月，他终于站在了绣有金锤银镰的党旗下，举起了右手，庄严宣誓。这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真正长大成人了。自己已从一个城市里“四肢不勤，五谷不分”的学生娃变成现在跟农民能亲切谈天，了解农村农民农业的知识青年，变成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这一刻，李克强开始在一个红色起点上起跑。

　　20世纪70年代末，李诚去世。正在凤阳插队劳动幷已任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李克强得到噩耗后，悲伤不已，痛定思痛后立志成才以慰藉远去的灵魂。

　　1997 年5月15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李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追忆了与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 “李先生每天总是端坐在桌前，手不释卷。或执笔圈点，或颔首低吟，日复一日，年年如此。”李克强对李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先生有着“吃冷猪肉、坐热板凳”的治学态度，有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原则。李诚的言行品行穿越了李克强的青少年时代，以致李克强学识渊博、通晓古今诗书，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恢复高考，第二志愿才是北大

　　1977年8月，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通过广播听到这一消息，李克强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将赶上一个新时代。李克强立刻着手准备课本，加紧自学的劲头，如饥似渴地“备战”。在劳动之余，他积极备考，起早贪黑，为的是那个年代一个似乎遥远的梦——上大学。

　　这年12月，那场在冬日里举行的考试，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李克强成为570万人中的一员，走进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考场。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毕竟，这一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听说录取比例是29：1，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园，于是只能作为第二志愿备选。

　　一般人实在难以理解他填报志愿的矛盾心理，李克强怎么了？高考志愿怎么能这么填？

　　紧接着，是难熬的等待。20天、10天、5天……高考录取通知终于收到，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让李克强兴奋的是，自己被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这在凤阳轰动一时。

左起：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陶景洲

　　1978年初，李克强荣幸成为“77级”的一员。后来，李克强回忆：“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填写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 35 42552 35 15288 0 0 2168 0 0:00:19 0:00:07 0:00:12 2924。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权，她没有计较我这几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代表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而这一年的3月，李克强已带着憧憬告别了4年的插队生活，离开了日后有中国农村改革“大包干”发源地之誉的凤阳，走进北京大学。

老师称他们是“黄埔一期”

　　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

　　北大法律系拥有良好的师资和设备，名师中最著名的当推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

　　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制、法治有亲身体味，兼具政治学与法学的素养。聪明勤奋的李克强很快成为龚祥瑞的得意门生。李克强也崇拜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素养的龚祥瑞。

　　“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宪法沦为废纸。教学中一些老师对宪法话题噤若寒蝉。然而，龚祥瑞在课堂上畅谈民主宪政真义，让李克强等深深感受到“恰似天降甘霖”。

　　在龚祥瑞那里，李克强知道了何谓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龚祥瑞主张，宪法具有最高性，即使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守。在宪法之上再也没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或“正确领导”。龚祥瑞告诉李克强他们，宪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这些宪政主张，对于刚刚经历过“文革”的李克强犹如石破天惊，也让他热血沸腾。在龚祥瑞的引领下，李克强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

从左至右为：陶景洲、魏定仁、姜明安、罗豪才、龚祥瑞、王绍光、陈兴良、李克强、王建平

　　在校期间，李克强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曾经提交一份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同时也得到龚祥瑞的好评： “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

　　与此同时，李克强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的参考资料。

　　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涌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幷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龚祥瑞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但同时又以为自己的学生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为此，他把文稿交给了得意门生李克强，幷要求他作补充及至修改。

　　李克强后来撰文回忆：“大概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幷把我和他的名字幷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有龚先生的名字。”李克强感慨地写道：“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

　　教过77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当年82位法律系学生为“黄埔一期”。杨敦先回忆说，“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同学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到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

从主掌“学生人大”到始建“政治代表队”

　　1982年1月，“黄埔一期”毕业，李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

　　毕业前夕，李克强面临人生选择。他的很多同学选择了赴美或赴法留学，李克强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了有关课程，雄心勃勃地准备留美考试。这时，上下左右都说：“李克强这次稳拿！”

　　但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先后十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留校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领导学校近万名共青团员。

　　经过马石江的多次思想工作动员，李克强终于选择了留校。这一消息震荡北大校园，议论四起。有的说：“克强，你可亏了，留学变留校，当个团干部。”“做那工作，把块材料给可惜了。”

　　其实，作学生工作，于李克强是轻车熟路。作为学生时，李克强是校园里一位思想活跃、言词犀利的学子。在跨学科小组讨论中，李克强常常妙语连珠，灵感如涌泉。在校学习时，李克强热心于社会活动，很快成为校内活跃的学生骨干，曾被选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

　　当时北大学生会学习香港一些高校学生会的制度，也尝试创立了权力很大的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常代会由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是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誉为“学生人大”。李克强担任过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主席，他的校友回忆说：“在（学生会）常代会上……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

1979年暑假，李克强（左2）与北大学生干部在北戴河参加活动

　　担任团委书记后，李克强将北大的共青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非常活跃。他组织了北大首届文艺周，9天内演出了7台105个文艺节目，在学校与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响，营造出浓厚的校园文化气氛，培养了学生情操，增强了学生自身的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大共青团出现干部数量匮乏、业务素质差、基层组织不健全等问题。李克强心想：要设法挽回10年浩劫的损失，全面提升共青团事业。他决心加强团组织的队伍建设，为各级团组织培养骨干，为共青团事业培养人才。于是，他着手创建北大团校。

　　1982年，北大团校的开学典礼简单而热烈，李克强在讲话中说：开办团校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较高理论修养和工作能力的共青团干部。

　　很快，北大团校成为学生心目中响当当的“政治代表队”。最吸引大学生的，是团校每项活动都与学生的实际密切相联。学生们说，在团校不仅学习了理论、锻炼了能力，更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不同时期遇到的各类认识问题。

终身难忘“马、季”两师

　　当时，李克强仍然师从龚祥瑞，专攻《外国商法》，写出过经济论文《经济改革中市场的法律控制》，翻译了《改进法律机制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幷在龚祥瑞指导下，与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该译着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如今仍然一版再版。李克强是第一译者。

　　在翻译《法律的正常程序》时，英国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词语，既难懂且难译。一天，李克强遇有一词，实在弄不通，恰好因为参加校外一次会议，与国学大师季羡林同住在西苑饭店，就向季先生请教。季羡林先生当即做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李克强当时还不理解他说的意思，当天晚上又发现季先生没有住在饭店，次日季先生返回，即向李克强说明了这个词的由来，多种含义解释得十分详尽。

“我不敢想象季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也许，季先生幷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多年之后，李克强回忆起这件事，仍然感慨不已，在他看来，马石江把自己带入了共青团事业的工作之中，而季羡林让自己懂得了如何为学与处世。为此，“马（石江）季（羡林）”两师同样让李克强终身难忘。

王照华的点将与两位经济学家的点拨

　　当上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后，李克强保持不少求学时的锐气，虽然在北大莘莘学子中受到欢迎，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校外其他行业背景不同的团干部中，就常常鹤立鸡群，显得“另类”。他经常在一些场合对一些重大政治、社会议题发表思想相当解放的独立看法，招致其他领域的团干部的非议。在1982年北京市共青团七大上选举全国共青团十一大代表时，这名北大团委书记居然落选。不过,李克强本人似乎幷不太介意这些，但是，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王照华点将干预，李克强仍然列席团十一大。

　　1982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新中国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精英，掌管了共青团的工作。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1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王兆国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李克强被选为团中央常委。曾有评论说：至此，李克强进入政坛快车道。

　　不久，李克强被正式调到团中央工作，由燕园来到前门东大街10号楼。他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

　　1983年12月8日，共青团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增补李源潮、宋德福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书记处分工中，他分管学校口。

　　两年后，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增选年仅30岁的李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希望工程”是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于1989年发起的一项公益事业。1990年3月，李克强作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考察组，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春风未融的冰雪，来到安徽省金寨县这个当年刘邓大军战斗过的地方，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老区的现状震撼着李克强等考察组同志的心灵，也更坚定了他们实施“希望工程”的决心。李克强说：“希望工程”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要用这炭火燃起老区孩子的希望。

　　两个月后，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在安徽金寨诞生，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新生事物！

　　很快，“希望工程”已经成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和享有崇高声誉的民间社会公益事业。一般人不知道，“希望工程”的一些重要管理制度出台都是李克强亲自督办的，在他后来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任内，是“希望工程”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的时期。共青团十三大闭幕以后，李克强当选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当时，李克强把实施“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作为青年工作再上新台阶的突破口。“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从青年志愿者、青年文明号、青年文化园等三个方面展开。“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从培养合格的青年劳动者、造就优秀的青年科技和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开创2l世纪大业的生力军、推广普及新知识新技能4个方面展开。

　　有人说，李克强总能先人半拍。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李克强当过知青，知道农村经济凋敝，每到年初许多地方就闹“春荒”，没有饭吃农民就成群结队出去讨饭。在读北大在职研究生时，他关注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他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萧灼基。后来，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5年拿到博士学位。

　　而今，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二楼展厅陈列着该院前院长厉以宁的诸多著作，其中一本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为厉以宁与他的3名弟子合着。那是1991年8月，厉以宁把李克强、李源潮、孟晓苏3位在职博士生以前的硕士论文整理成一本书，幷为书的其他章节作了补充，加上股份制的内容，定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当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后，备受经济学界关注。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本书的所有论点后来完全被认同，渐渐变为正在实行的政策。　

原载《中华儿女》杂志，图片选自网络

新三届菁英